● 註：本篇截錄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─《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》，為免觸法，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。
在本文以前，過去也有研究者思考過「漫畫審查制度」與政治因素的關聯。古采艷認為，因為漫畫是商業體制發展下的產物，主要以兒童作為閱讀對象，因此在不被藝文界人士承認為藝術的前提之下，「漫畫審查制度」的推行，可以說是漫畫被排拒於藝文界的象徵，是文藝社群對黨國效忠所祭出的犧牲品。她在《台灣漫畫工業產製之研究：一個政治經濟觀點》中提道：
在本文以前，過去也有研究者思考過「漫畫審查制度」與政治因素的關聯。古采艷認為，因為漫畫是商業體制發展下的產物，主要以兒童作為閱讀對象，因此在不被藝文界人士承認為藝術的前提之下，「漫畫審查制度」的推行，可以說是漫畫被排拒於藝文界的象徵，是文藝社群對黨國效忠所祭出的犧牲品。她在《台灣漫畫工業產製之研究：一個政治經濟觀點》中提道：
「漫畫審查制度」的出現，不可單獨視其為國家機器導正市場的策略，
而跳脫當時的政經與社會背景觀察。事實上，檢查制度的實施，
遠因在於政府過去以來極力推行的戰鬥文藝與國家文藝政策，
而漫畫市場失控只是法規正式推行的引爆點，
甚至可以說，審查制度是國家機器與其支持者在推動文藝政策時祭出的犧牲品。
又
在國內進行文化掃蕩與輔導工作的同時，
漫畫始終處於一種曖昧的角色，它一方面得不到藝文界人士的認同，
二方面其「麻痺人心」的主要功能，更為「除三害」的首要目標，
此外，相關傳播政策中，亦看不到有關漫畫的論述。
戰爭結束之後，漫畫動員全民抗戰或農業宣傳的「傳播」功效，
遠遠落後於廣播與電視，除去政治（諷刺）漫畫不討論，
以兒童為主要閱讀對象的連環漫畫，是商業體制下快速成長發達的產業，
被遠遠排拒於藝文社群的結果，導致漫畫審查制度的出現也不足為奇了。
又
一方面國家機器對漫畫媒體採取文化產品的強制「檢查」措施，
另方面文藝社群也將漫畫排除在各項活動與輔導項目之中，
不但在「漫畫」與「文藝」之中，劃下一道鴻溝，
更藉此正名，以示對黨國的效忠，最後使得正逐漸茁壯的台灣連環漫畫，
成為國家機器與文化菁英的共犯結構，所共同祭出的犧牲品。
雖然漫畫無疑受到藝文場域的邊緣化，但無論它是否因為藝文界與統治者的互通聲息而被作為犧牲，事實是自戒嚴令頒行以來，執政者大肆宰制文藝創作的行為其實不曾改變。於是藝文界並沒有從犧牲漫畫的行為中換回什麼，既是如此，那麼引文中所謂「共犯結構」與「犧牲品」的目的，也就不免啟人疑竇了。雖然古采艷所點出的漫畫邊緣現象，是臺灣社會一直存在的漫畫認知問題，不過由於這是充斥於整體輿論與藝文場域的普遍思考，因此如果只將官系藝文社群認為是漫畫邊緣現象的唯一幕後黑手，似乎無法同等對架為藝文界向政府輸誠的整體象徵。其次，即便在政治勢力的運作之下，當時官系社群確實相對成為領導文藝的強勢主流，但無論是將漫畫與文藝切割、犧牲漫畫向上級輸誠、或是促發「漫畫審查制度」等事件，卻始終仍然只能算是結果，而無法概括解釋這一切的動作究竟所為何事。由此可見，雖然「漫畫審查制度」的起因，至此無疑已與政治因素有所相關，但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思考，卻仍有待更進一步的釐清。
「共犯」與「犧牲」必然有其最終訴求，而根據前文對於文化清潔運動的操作分析來看，一套審查或檢驗機制的成因與推展用意，極有可能在於建構可供政治力入侵特定場域的合理管道。因此同樣由官方所主導其制定、施行及推展的「漫畫審查制度」，就性質而言，的確可能是為另一次文化清潔運動的故技重施。而漫畫載體背後所附帶的強大傳播能力，其實才是審查制度在形同宰制之餘，背後所隱含的真正目標。雖然古采艷否定了政府對於漫畫傳播功能的興趣，但這樣一來，不但難以解釋藝文界究竟為了什麼才與政府單位共謀，以至於漫畫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；同時從客觀事實來說，認為政府不重視漫畫、不認同其傳播效能的說法，或許也與真實的情況有所出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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